因钱款提起的衡平诉讼类推适用6年的诉讼时效

香港原讼法庭认为，《时效条例》（第347章）第4（2）条规定的六年诉讼时效类推适用于公司因董事获得的公司资产对其董事提起的衡平诉讼。这非常重要，否则该类诉讼没有特定的诉讼时效，“延误”这一一般衡平法原则将适用。

背景

Wong和Liu为GDIL（公司）的董事且分别持有50%股权。约10年间，多笔公司款项经Liu的请求汇往津巴布韦。据称，款项用于运营公司业务。Wong以侵占公司钱款为由对Liu提起了普通法下的衍生诉讼（股东代表诉讼）。

Liu认为Wong的起诉不成立，因为汇款是六年多前作出的。他的理由是《时效条例》第4（2）条，该条规定：

“清算帐项的诉讼，不得就任何于诉讼展开时已发生超过6年的事项而提出。”

Wong反对，认为起诉是基于《时效条例》第4（7）条，该条规定，《时效条例》的第4条-

“…并不适用于强制履行合约、强制令或其他衡平法济助的申索，但如法院以类推方式引用本条任何条文，方式一如《1980年时效法令》（1980 c. 58 U.K.）所载的对应成文法则在英国法院被引用者，则属例外。”[着重强调]

Wong争辩道，其因帐项提起的诉讼是第4（7）条下的“衡平法济助”，因为这是因违反衡平义务引起的任何钱款义务——即董事对公司负有的信义义务。

判决

Chow J 对Wong就因钱款提起的诉讼是一种衡平法济助表示同意。也就是说，第4（7）条意为，除非法院类推适用第4（2）条，《时效条例》的第 4（2）条不能免除Liu的责任。然而，法官也这么认为。法官认为，第4（2）条可“以类推方式应用本条任何条文，方式一如《1980年时效法令》 (1980 c. 58 U.K.)所载的对应成文法则在英国法院被引用者”。

Chow J 指出，英国法院决定法定诉讼时效在衡平法下是否可以“类推”适用于与帐项有关的诉讼的一般方法，是去探求引起对帐项的义务的根本诉由本身是否受限于任何法定时效限制。

Wong的诉求并不基于任何该等根本诉由：信义义务人（例如董事）对帐项负有一般义务，不需要证明对任何该义务的违反。相反地，从信义义务人处获得的与钱款有关的信息可以成为收款公司决定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的一种方式。

根据时效条例，主张钱款的普通法诉讼受限于6年的诉讼时效，加之本案中没有受限于法定时效限制的根本诉由，因此法官认为应类推适用第 4（2）条。相应地，由于汇款发生在诉讼开始的6年多前， Wong的诉讼受到时效限制。

评论

董事与股东闹僵并互相对对方提起类似的诉讼相对普遍。

《时效条例》第20（1）（b）条-

“本条例所订明的时效期，不适用于受益人根据信托而提出的诉讼，如该诉讼为…向受托人追讨在他管有中的信托财产的所得收益，或之前已由他收取并转为己用的信托财产或信托财产的所得收益。”

可能会导致对该等案件的虚假的安全感。虽然本条适用于董事及受托人（且在本案中原被告轮流辩论了），但如果原告因不能提供更多信息而无法指控被告违反义务，他将因诉讼时效而不能获得法令，因为他在争议行为发生6年后才获得该信息。

如果您希望讨论，请联系Gareth Thomas、Dominic Geiser、Joanna Caen或您在Herbert Smith Freehills的日常联系人。